百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进路

播报

中国百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始终在回应现实需求与引领时代方向中形塑和建构自身的研究主题，回应现实问题构成了百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始点和归宿。正是在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百年互动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强大生命力得以勃发和彰显。在此期间，学界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多维阐释，历史性地回应了现实实践所提出的“中国革命道路如何选择”“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如何深化”等问题，先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三次高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在观照现实中展现出其开放性和生命力，将研究的认识论深化、方法论自觉与实践论推进有机统一，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百年历程的独特理论进路和实践逻辑。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百年实践与理论发展的相互勾连，将为激活当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活力提供丰厚的历史经验。

为中国革命道路选择提供思想指引

20世纪20年代初至7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主题大多与“中国革命道路如何选择”的根本实践问题紧密相关。这一时期，《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等文本成为经典著作研究的重心。新中国成立前，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不再满足于对马克思的零散引介，转而较为完整地学习、参考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期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思想指引。《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作为两部重要的经典著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学术影响。第一，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党宣言》为参考蓝本制定了初步的纲领，围绕对《共产党宣言》的介绍和澄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苏俄式共产主义主张。第二，早期的先进分子主要关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重要论述，在各种学术论战中宣扬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观照中国实践，逐渐成为破除理论分歧与现实难题的重要思想武器，也使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在理论争鸣中得到充分论证。新中国的成立虽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中国革命道路如何选择”的问题已经解决。面对当时的具体国情和现实基础，“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党和人民迫切需要思考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在实践层面参考了苏联的经验，而在理论层面则受益于对相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这一阶段对《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与《资本论》等著作的研究，形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发展作出了基础性贡献。从总体上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经典著作及其阐释为中国提供的革命道路选择之所以能够“说服人”，其主要原因不仅在于理论界研究过程中所呈现的思想“彻底性”，而且在于科学性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实际运用。

为改革开放何去何从回应时代之问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思想争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体现出反思时代问题的高涨热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思想争论在学术上的反映，是对“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的深刻剖析。虽然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学界也涉及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探讨，但是直到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翻译、引介和研究为契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才成为风靡一时的学术热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青年时期一部重要的手稿，它记录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但其作为手稿的性质使得它不能完全、精准地反映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貌，在理论阐发上存在不少“留白”和解释余地。“异化”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核心概念，对这一概念及其赖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即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不同理解都能从这一具有开放性的手稿中找到依据。这既为学者们反思现实问题提供了更大的理论空间，也使理论共识的达成过程颇显困难。尽管这些讨论在当时没有完全达成理论共识，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却在这些讨论中凸显了自身的学术价值，发展了自身的学术形态。对“异化”内涵的不同理解、对“异化”概念在马克思思想中地位的不同观点、对青年和所谓的“成熟期”的“两个马克思”的争辩反驳促使人们愈加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细节内容，并将这一文本与其他马克思著作和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相关联并进行横纵向立体考察；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系列争论过程的反思，使学界逐渐意识到学术规范和方法论意识的重要性，进一步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典著作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化拓展理论视域

进入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更加注重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自觉互动，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学术热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学界围绕《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与现代性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作为马克思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资本论》向来备受关注，但随着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扬弃，《资本论》以及与其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度被某些学者视为“过时”或“落后”的理论成果。然而，由于关注和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意识的自觉，学界逐渐挖掘出《资本论》“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开始从哲学视域探讨《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具体内容与时代价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掀起了《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研究的热潮，推动了国内开展《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哲学研究的进程。学界逐渐认识到，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同样是“哲学批判”；《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批判了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社会运行模式，表达了对一切为资本辩护的“政治经济学”的责难；对不同对象的“批判”审视表明，“批判”既是针对理论内部的不同观点，更是从哲学高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现实进行的前提批判和理论超越，而能够代表这一哲学话语和哲学批判的话题无疑是资本逻辑及其现代性问题。《资本论》等经典著作的相关研究中涌现出大量成果，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发展的普遍性特征。第一，研究视角从单一学科走向多学科交叉，在经典著作研究中不仅借鉴了哲学、经济学的学科资源，而且汲取了来自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领域的智识成果。第二，对经典著作的研究较好地处理了学术规范问题，尽管此类研究紧密依托于现实背景，但其既努力克服引文“搭台”、个性化观点随意阐发的倾向，又规避因现实需要而肆意裁剪文本，避免了经典著作研究沦为现实“背书工具”的风险。第三，在对经典著作的研究中，学界体现出强烈的现实责任感，不再将经典著作研究局限于文本解读，而是自觉将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前景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当作汲取马克思理论力量的基本路径，这意味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不仅要更加切近现实，而且要充分发挥学术研究引领时代发展的重大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经典著作与实践互动的百年历程中寻找答案。“经典著作”不是一个固定的、僵化的整体，而是由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本群”构成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绝不能局限于对马克思全部著作的思辨式考察，而要掌握不同著作研究的特定语境及其所揭示的现实历史规律。不同时代的实践或同一时代不同领域的实践，都可能成为激活经典著作研究的现实动力。因此，我们应历史性地看待新时代的经典著作研究，把握时代发展的客观性，坚持以实践需求为导向进行自我省思，反复确认实践在检验真理中的优先地位；要在经典著作研究中坚持真理的重要性，任何理论研究只有观照实践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但也只有始终坚持高于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才能彰显经典著作研究的时代价值。

百年以来的研究史已然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富的创造力，经典著作和经典著作研究的生机与活力会在实践需要中更加凸显。学界既要以实践需求为导向进行思想阐发，把对实践需求的认识作为理解经典著作的出发点，也要自觉地将指引实践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目标。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