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研究的“中国风”

播报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管理学科无疑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未来，由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组成的“中国风”，将成为推动我国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管理学的理论具有“情境依赖性”。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是研究人类不同层次社会经济组织的管理活动规律的综合性学科。该学科通过严谨规范的研究方法，在特定“时空情境”假设下，将管理活动中的实践问题抽象为可求解的学术问题，进而探索这类活动的本质规律。管理活动赖以存在和发生的“时空情境”（相当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假设”）是由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基础等诸多复杂因素相互扭结而形成的。管理学的知识产出就是在给定情境下，提供能够描述和解释管理活动规律的理论知识。由于研究对象的这一特殊属性，与自然科学学科相比，管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和手段、研究内容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研究结论也具有更多的“情境（假设）依赖性”。

中国实践催生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现有主流管理学理论大多建立在西方“情境”之下（当然，也有一部分理论适用于更普遍的“情境”）。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实践和当今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现有管理理论所依托的“情境”正在发生巨大改变，从而催生了管理学理论发展的新前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管理学的“中国特色”。一个事物的所谓“特色”，即是其显著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形式。管理学的“中国特色”，是由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具体环境因素所决定的。因此，“中国情境”将推动管理研究问题的新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研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坚守意识形态阵地，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管理学研究的选题方向和价值判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为管理和治理活动的目标设定提出了要求，进而对管理活动的规律产生作用；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揭示出政府多级（多部门）“看得见的手”的协同及其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协同问题等成为中国管理研究的重要选题。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中国特色管理学研究中面向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需求提出研究问题、以“中国情境”为基础假设和问题设定框架、运用中国的数据和事实案例进行论证。

中国的管理学者有责任基于中国管理实践进行研究、获得有特色的原创管理理论，一方面回应并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需求，另一方面为全人类的管理学体系作出原创的知识贡献，从“中国故事”中带给世界原创的管理学理论。

管理学的“中国风格”。从词义上，“风格”原本更多地针对艺术而言。用于学科上，大致应当指其所反映的时代风貌、民族文化或研究思想、价值观等相对稳定的内在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管理学研究方法论方面，要突出体现“中国风格”。例如，考虑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国历史和文化沉淀出富有特色的思维方式，造就了中国学者对事物认知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整体观”；而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对于参与管理活动的微观主体行为的巨量、异构数据的积累和数据分析能力的提升，为认识这些微观主体行为及其相互作用、进而认识由这些微观主体的复杂动态交互而形成的宏观整体之规律，提供了强有力认知工具。这两者的有机融合，使得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提出的、具有“中国风格”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得以进一步走向管理研究的实践。基于中国风格的研究还应当体现中国文化基因的塑造作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大秦到盛唐，从咸平之治到康乾盛世，特别是直至新中国的伟大创举，无论从宏观的国家治理，还是从微观的企业组织的管理都取得了为世界所瞩目的成就，这背后深厚的文化力量绝不可忽视。深入扎实地挖掘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管理实践的推动力及其规律，寻找管理学中的“中华民族基因”，是当今中国管理学者的历史责任。

管理学的“中国气派”。所谓“气派”，原本指做事情的态度作风或事物表现的气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观察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这就要求我们新时代中国的管理学研究，需要建立一个立足中国的全球视野，在管理学理论的“情境意识”下、在对中国情境自觉的基础上，审视现有理论的“情境陷阱”，从学习理解（基于西方情境的）“主流”管理理论，到建立（基于中国情境的）“本土”管理理论，进而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情境框架”和全球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具有包容性的管理学新理论，为推进人类管理知识前沿贡献中国智慧。管理研究的“中国气派”还要体现中国管理学者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担当。针对人类发展共同面临的突发“黑天鹅”式及缓进“灰犀牛”式严峻挑战，集合人类共同的智慧来加以应对。对于“人口结构的社会经济影响机理”“能源资源系统的转型规律”“区域的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全球性公共危机的管理”等一系列重大研究问题，都应当责无旁贷地纳入中国管理学者的研究视野。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科体系，需要中国管理学者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体现出历史责任和担当，需要更加宽广的全球视野和包容胸怀，需要更加扎实、艰苦和严肃的学术工作，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原文刊于《管理世界》杂志2021年第6期，作者为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