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论》看西方的公共卫生危机

《资本论》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鸿篇巨制，也是“社会病理学”的经典之作。马克思在书中引用英国当时《公共卫生报告》40多次，详细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被压迫和剥削的悲惨现实，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机制。通过引用公共卫生医学数据，尤其是工人在瘟疫中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马克思敏锐诊断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公共卫生危机之间的逻辑关联，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工业病理学”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制度成因，也为我们克服各种困难、更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提供了治理镜鉴。

（一）

19世纪60年代前后，当马克思在伦敦潜心阅读、构思写作《资本论》时，英国频频暴发霍乱、肺炎等瘟疫。迫于民意和舆论压力，英国逐渐探索、建立起最早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报告》的作者约翰·西蒙，是当时英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从1859年到1876年，西蒙先后完成并出版了16份《公共卫生报告》，详细记录了那个时期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状况和改革的举措。从1860年到1863年，西蒙对纺织工人、农业工人的劳动条件、卫生环境进行了细致、广泛的调查，有力证明了瘟疫暴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性的，劳工阶层集中居住的贫民窟成为疾病流行的中心。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查阅资料时阅读到了这些报告，盛赞其为“划时代的报告”，认为它们揭示了很多被隐瞒的事实和真相，特别是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工业野蛮发展导致瘟疫蔓延的时代景象，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一直都是数字和规律，而不关心具体的、鲜活的人。人只是理论假设中的“经济生物”，是商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评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作马一样的对象考察，把人抽象成财产主体，由此取代了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资本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处，是有具体的人。马克思对《公共卫生报告》大篇幅的引用，正是为了与以前那些“目中无人”的研究方式决裂。通过约翰·西蒙笔下那些触目惊心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场景，马克思生动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与受到压迫的工人之间的矛盾，进而诊断出“工业病理学”的病症所在。工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瘟疫横行、疾病频发、寿命减短等，根源是其工作条件恶劣、营养状况贫乏和超长劳动时间。不从制度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改变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仅仅依靠改善房屋、供水、下水道等市政举措，注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卫生危机，注定会“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维护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

道德上的同情和怜悯，在面对疫情灾难时，无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但是“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要想破除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解决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常地必然再产生”的“毒疮”，必须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从问题表象深入矛盾根源，在生产制度和社会结构之中寻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制度成因。

（二）

在唯物主义这把手术刀的解剖下，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病理学根源，特别是准确锚定了其制度成因。

首先，制度价值的导向错位。资本主义将资本增值放在第一位，而将人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二位。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资本主义第一时间不是考虑工人的生命健康，而是资本如何保值增值，因而在防控疫情时总是犹犹豫豫、消极被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

其次，制度结构的内在缺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自身运动过程中，为了扩大利润率，不可避免地要克扣工人的劳动条件、生活资料，也不可避免地保持一支失业的产业后备军，这都为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实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这种不人道的悲剧，再次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结构的不合理性。

最后，制度效能的严重内耗。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医疗卫生机构只不过是作为资本主义用来保持工人劳动能力的工具而存在。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工人们需要医疗卫生服务保持其劳动能力时，资本方更多考虑的是资本的保值增值。一旦采取有效防控举措可能影响资本的增值时，既得利益群体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对疫情防控施加影响，左右专家的科学研判和政府的行动节奏。在整个社会最需要医疗资源时，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医疗卫生体系不仅难以发挥专业优势，还可能成为削减的对象、选举政治的筹码。这也恰恰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美国医疗卫生预算不升反降，疾控部门负责人被撤换，医疗科技创新优势难以凸显的根本原因。

（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由于资本主义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存在的价值错位、制度缺陷和效能内耗等局限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

马克思的“工业病理学”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同时，向我们揭示了战胜瘟疫的制度和精神优势：坚持生命健康而不是资本优先、注重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尊重医疗卫生体系的专业精神。这些理念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具有高度一致性，说明了伟大抗疫精神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只有继续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我们才能在与瘟疫大流行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